厉以宁：中国城镇化道路怎么走？2013-10-27第075期厉以宁教授（资料图）厉以宁：中国城镇化道路怎么走？10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演讲。厉以宁认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认为家庭农场主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厉以宁表示，目前的两种户口制度，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导致农民无法与城镇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还怎么样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厉以宁提出城镇化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新社区，也就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同时，厉以宁认为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而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需要公共开支13万元，厉以宁预测资金从哪里来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厉以宁指出，通过卖地解决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而向银行借款又蕴藏着金融风险，他建议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必须要政府投资的就由政府投资，而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进行市场化运作，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曾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政策和经济思想史，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以下为演讲实录：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转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所研究，因为当时在亚洲、非洲有大批的附属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体制转型也会提到，但主要研究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转入资本主义体制。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双重转型，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将继续存在，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集体介入了这场大讨论，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全参加了。你能说谁没参加吗？都在参加讨论、探索，人数之多，全世界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两重转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工业社会，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摆脱传统体制，中国研究的不是传统体制，而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处在非均衡状态，非均衡的状态是很明显的，中国属于第二类非均衡。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中国的非均衡不一样，是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这是第二类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包含要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问题，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从产权改革着手。放开价格虽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为没有市场主体，就谈不到非均衡状态的消失。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正是从产权改革开始。其中国有企业首先要变产权，成为产权清晰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改了国有企业，但是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说在中国要完善、建立家庭农场制，有家庭农场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要进行土地确权，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于是中国就推出了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中国的城镇化跟一般城镇化不一样。中国城镇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病”，在城市中又出现反城市化倾向，因为城市污染了，社会治安不好，失业众多，有钱人从城里转向郊区，转向农村，而穷人纷纷进城。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相关情况，这一问题需要重新探讨，这也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到现在为止，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镇户口，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权利与城市居民是不平等的。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可城市容纳的下吗？中国的城镇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52%左右，但这是把常住城市半年以上的人都算上，包括农民工在内，而有的农民甚至在城市居住长达20多年，但他的身份仍是农民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真正按照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来统计，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把统计中的农村户口去除后，城镇人口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假如再过几年，中国人口到了14多亿，如果要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率，也就意味着要有12亿人住城里。现在城市容纳了6亿人，要是再挤进6亿，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都是新问题，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是什么？就是今天的新农村。新农村的房子已经盖好，很多东西正在修建，最后会形成新社区，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方法来管理这些新社区，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什么意思？是指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在新社区，这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如此12亿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或者说全国户口都一元化了，才能够容纳的下。土地确权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我们当时面临的大问题还有，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正是农村所兴起的大改革，也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我去年11月底带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进行土地确权后的调查，那里土地确权搞得比较早，发现农民放鞭炮，认为自己有了经营权证、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兴高采烈，老人回忆说跟当年土改完后的情况一样。农民心里踏实，扩大养殖业、种植业，愿意进城做工的就做工，经商的经商，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嘉兴市有一个县级市叫平湖，我们在那做调研，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变为1.9：1。变化之大，主要是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收入怎么会提高？有了产权就有了财产性收入，土地转包出去，到城市打工，就会多一份收入。我们在平湖市看到，房子都拆掉了，盖成四层高的房子，用于出租，很多人是这种情况，一层楼租给外来人开店，开作坊，二、三、四层楼自己住，自家人口没那么多，还可以租给外地人人住，收入自然增加。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土地确权之前需要重新丈量土地，结果发现丈量的耕地多出了20%，怎么会多呢？农民也不隐瞒，第一，当初土地承包丈量时，地块的好坏差别很大，所以坏地就两亩算作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土地得以改良，这次丈量土地好坏全算作一亩，没有好坏折算，所以土地就多出很多。第二，过去的田地是一小块，有田埂，田埂不算，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遮荫了也不算。三十年以来，土地已经变大，要用拖拉机，田埂也算入土地，两边遮荫的部分没有了。第三，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在报自家田地的时候，普遍少报，有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可以少交税。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公布了有多少地，也没有必要少报，农民也愿意实报，因为土地入股了，可以分红，土地少报了自己吃亏。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另外，中国当前要做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要重新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应该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基础进行。中国为什么要对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四个理由：第一，农民没产权，不确定他们的产权，没财产收入，农民当然会穷。第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受雇方和雇佣方双方地位不对称，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出来打工的农民，就处在弱势地位，而雇用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变双方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靠工会组织，工会能够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国到现在为止，你见过工会替农民工去要被拖欠工资的吗？还得写信给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改，真正让工会发挥作用，让农民工也参加工会。第三，个体农民或牧民卖奶制品或蔬菜水果等，是弱势，在农贸市场摆摊位、上门收购也是弱势，因为采购商和大超市才是强势，定好价而不管你要不要，这就造成收入上的不平等。在荷兰等国有农民合作社，农民一组织起来力量就很强大，用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再加上自己的码头，直接运到国外去卖，哪个大城市价钱高就卖到哪里。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刚刚建立，还处在很弱的阶段，一定要走联社的道路，这样农民的谈判力就能加强。第四，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低，城市高，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房屋好、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农村呢？学校很差，这就造成一种职业世袭的体制，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升高中的录取率很低，进大学的就更少，所以大部分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将来也可能是农民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都需要改。这都是初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也重要，也需要调，怎么调？主要是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比如在西方国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一次分配不足，就靠二次分配补，一次分配后有差距，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二次分配就把差距缩小。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很多城市工人能享有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城市职工可以是公费医疗，农民工是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还要交钱，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