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姜爱林(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北京100029)摘要：近年来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日渐升温。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本文从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土地管理政策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发展变化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希望对未来土地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有所参考。关键词：改革开放；土地政策；发展演变中图分类号：F301　0文献标识码：A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土地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我们将从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土地管理政策这三个角度对1978年12月至2002年12月的24年的土地政策变迁进行论述，从而勾勒出这一期间土地政策的基本轮廓及其体系。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期间，国家陆续制定了一些土地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15章60条，简称六十条。有关土地方面的政策规定有：保护人民公社各级所有权；国家和集体建设占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并尽量不占耕地；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有宜农荒地的社队，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条件下，经县批准，可以有计划的开荒；一切宜林荒山、荒地、沙区，都要有计划造林种草，封山育林，扩大覆盖面积；农田基本建设以改土治水为中心，遵循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原则，认真搞好规划，有步骤地进行统一治理，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大力改良土壤，定期进行土壤普查，建立土壤档案，根据土壤状况采取改良措施；不断改善水利条件，搞好水土保持；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有：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用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社员自留地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部分；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因地制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耕地，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围海造田，社队所造耕地从收获之年起，五年不计征购，垦荒、围海造田要注意生态平衡，不准破坏森林、草原、水产资源，不准妨碍蓄洪泄洪；基本建设要节约用地，尽量不占少占耕地；尽快制定土地法；运用现有大城市力量，逐步建设卫星城镇和小城镇；加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1979年4月1日，由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开荒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公社开荒应当采取小片、就近、自办为主的方针；开荒社、队一定要种好现有耕地，确保开荒种地两不误；开荒要发挥自有资金能力；完成当年开荒任务后，要登记造册上报验收，不得不报、少报或以少报多。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同年12月4日，修订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第13条关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规定，恢复了原来的乡、镇、村体制，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这后一时期的土地政策代之以土地承包为特征的新政策模式，使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回顾这20年的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暨土地承包政策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12—1984.12）。这一阶段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面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虽然肯定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责任制，但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并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将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为“不许分田单干”，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办法。同时，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包产到户。这就在政策上放宽了一步。1980年春，关于是否包产到户问题，争议比较激烈。5月31日，邓小平同志正式表态：“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③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进。9月，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不仅强调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础，而且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并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作了基本的肯定。中央指示下达后，生产责任制推广范围迅速扩大，各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更快。到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已占97.8%，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到50%。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联产到户，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进一步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虑，促进了包产到户的迅速发展。据1982年11月统计，实行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到总队数的78.8%。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中，指出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要求“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都应当积极支持”。在这一政策指引与召唤下，包产到户不仅在一般地区已经普及，而且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东北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了迅速发展。到1983年末，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到总队数的97.8%。此后，家庭承包经营进入稳定完善阶段。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土地承包政策问题，主要内容有：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农民向土地投资应予以合理补偿；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为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体制，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开发，鼓励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发展水产养殖，保护天然资源。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1—1991.12）。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这一时期，主要是贯彻落实第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且又有所创新。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以后，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政策文件实际上讲的是土地承包经营问题。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该通知指出：要完善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农村各类自营专业户、个体经营者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充实了这一阶段土地承包政策的内涵，使土地转包从理论走向现实。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在这种情况下，从1985年到1988年的几年里，土地承包政策有些“动摇”，个别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任意改变承包合同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这些思想上和实践中的混乱现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把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在首位，认真抓好“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六项工作。另一个文件是1991年11月25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次明确规定：“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完善。”第三阶段是大转型阶段（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