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出第一本书时，是与华润"分手"之后的再创业阶段，也是华远最困难的时期。2002年一位朋友说，这时候要鼓动士气，建议我将原来写过的文章汇编成册出版，以重振华远雄风。于是，我请刚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部长职位调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俞正声部长为我的第一本书写了序。俞正声部长调任之前，曾提出让我兼任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这是一种不给工资，但需要投入研究经费进行市场与政策研究的兼职工作（在这之前证监会已有了这种外聘的兼职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俞正声部长工作的调任，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序中，俞正声部长还专门提及了此事。我与俞正声部长的结缘，首先来自于结怨。1998年的房改政策出台之后，中国房地产协会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知道部长坐在台上，在主题发言中我不断"攻击"23号文件①中经济适用房政策的非市场化，并且提出了推行住房市场化应同时建立保障性住房体制的问题。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啊！但好在俞正声部长在此后的工作接触中，虽然不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但赞成我对问题研究的认真精神，随后就有了那篇序。事后俞部长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给别人的书写序，因此也更显这篇序的珍贵了。本来俞正声部长的那篇序已是最有分量的一篇序，但出版人还是希望用更多的名人来为我的书"壮胆"，于是就又请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早年曾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的何鲁丽，为我的第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何鲁丽副委员长不是地产方面的专家，但却是看着、帮着我们长大的父母官，也是一位慈祥的老大姐，从来不以高官的身份发号施令，而是以引导与教育的方式，给我们方向与力量。正因上述原因，才有了后来REICO工作室①的建立和连续10多年对地产的研究，以及华远的再次上市等。2003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任人评说》出版了。然而，对我并没有信心的出版社，大概是担心书卖不出去，大约只印了不到1万册。书中的内容太多，且字号太小，让许多人都说那是一本根本不想让人看清楚的书。至今许多人都不知道我曾出版过这样一本书，也让媒体有扭曲事实真相的机会。我的第二本书《任我评说》出版于2008年9月。这次我没有再请领导们为新书写序，而是请了一位企业家宁高宁先生作序。宁总是我深深敬佩的中国少有的企业家。正是1994年与华润的合作、1996年香港的借壳上市、1997年的国际发债、1998年危机时的扩股、1999年底的辞职、2001年的最终分手，让我从宁总身上不仅学到了资本市场中的运作、企业的深度管理，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对我的不同角度和态度的评价，而我认为让一个曾经与我合作，又以"分手"为结局的人来写序会更为客观和准确。宁总也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却以"仔细看看任志强"为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第一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叫《任人评说》，是因为明知书中的许多观点与看法并不追随社会的主流，颇有些"叛逆"，也认为必会引起诸多争议。因此，书名用了个双关语，意为我的评说也可由任何人提出批评、指正，而非以一家之言"惑众"。第二本书的书名用《任我评说》是因为有了一些调查研究的资料，并被实践证明许多结论是对的。故不论这些意见是否与社会的主流相一致，都必须要说出来，要力争能说清楚，要用自己认为正确的分析（也许会是错误的）来避免政策的错误。当社会普遍认为已出现改革的倒退时，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坚持改革之路则是"匹夫有责"的神圣使命。第三本书的书名则是在第二本书面世之后就被一位曾经在北京市西城区任职的领导开玩笑式地指定为《任你评说》了。这恰恰是另外一种反思，即当曾经认为自己是对的或自信一定是对的时，会发现与主流社会不合拍的观点中，也许有许多并非是正确的。但习惯使然，我已无法改变这种思维和表达观点的方式了，连语言与风格大约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固化了。而且社会的进步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时，每个人都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观念，于是把自己的意见放在阳光之下，让所有的"你"都来评说，会对自己和社会的进步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抱持着这样一种心态，故而在日常的论坛中会被媒体曝光出许许多多的"雷人语录"，其实，这些在社会中广为流传的雷人语录，都是我说的。虽然在媒体或网络的传播中会有所扭曲，但并不能否认，它们是从我所说的话中引申的。任何话语都一定有其特殊的前因后果，都会有特定的条件，就和这个社会中绝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一样，问题也恰恰出在，如果媒体剪掉了这前前后后的语境背景，那么就一定会变成雷人的语录。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会有许多身份，就像在一个家庭中你可以是爷爷、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在身份定位不同时说出来的话是有特定对象的，因此效果也会不同。许多话必须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理解，而媒体所创造的雷人语录，恰恰是让大众在不知道发言者的身份与对象的语境中断章取义。我也有多种身份：一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我称为"一纸公文的丫鬟"，要维护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捍卫和保护国有资产，政府说什么就要做什么；二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社会职务，则要针对政府报告和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建议，包括猛烈的"攻击"，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捍卫公民的权利；三是行业协会中的选民代表，当然要代表行业协会的利益、捍卫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社会责任；四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要捍卫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权利，因此要推动改革，甚至提出消灭我所任职的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以让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如果将所有不同身份、不同对象的语境虚化，就一定会出现大量雷人的语言，而这就必然会产生许多争议。我之所以写博客，正是由于常有媒体用我无法控制和剪接的方式来公开表达自以为是我-任志强的观点。我之所以写微博也正出于这样一种特定的考虑。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其实都已公开刊登在我的博客或其他的媒体上，这次汇编只是按专题重新进行整理，重要之处在于，许多人也许是从一个侧面了解了某一篇文章中的内容，或许会产生更多的疑问，认为问题没说清楚，但如果将文章汇编在一起，思路就会更加清楚。我与吴晓波曾在亚布力的会议上有过一段采访的经历，而被其用"任式野蛮"来形容。这次许多出版商都希望能出版我的书，在众多选择中我接受吴晓波的邀请，正在于吴晓波会用"任式野蛮"的方式来重新整理，这样就可以防止一边倒的倾向了。至少他不会将真相故意隐藏起来，有利于还历史一个清白。感谢所有为这本书成功面世而努力的人们，没有你们的努力，是不会有这些成果的。更要感谢那些在博客和微博中给我许多批评和评论的网友们，没有你们的帮助也很难改变我的一些看法与观点。再一次谢谢你们的支持与关注。广州先后有两位高官宣称，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商品房，但都承认自己分配了住房。中国的社会制度不正是因为部分人群的收入买不起商品房，才用分配的方式或限价、低价的方式供给住房吗？如果你的工资买得起商品房又何需政府分配或保障呢？这就说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几乎所有人都不是从"有其所"的角度出发考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而只从"有其屋"来评论市场与政策。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有其所"者不应买商品房，享受国家分配或限价、低价方式供给住房者不应购买商品房。中国有多少人有这种住房呢？许多人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式的城市、地区或国家来对比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认为中国的情况相比之下太差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一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城市化率极高的国家在统计住房的私有化率时不分城市与农村，而不管用什么方式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都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49%），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0%）。也不管用什么方式统计，中国的住房私有化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城镇约85%、农村约100%，两者合计超过了97%，还有多少人没有私有住房呢？二是，尽管有许多人有两套以上私有住房（城镇约8.8%），但也有大量的公房出租在弥补。中国政府实行了约50年的福利分房政策，这占全部存量住房的52%以上，除此之外，有11%的公房租赁，还有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拆迁房、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的住房、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房、自建房、集资建房、棚改房等各种名目的分配制或补贴制的住房，合计政府保障性、补贴性的住房远远超过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如果再加上中国广大农村无偿划拨的宅基地，中国政府在人口远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远超过任何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已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有其所"的问题。三是，中国政府仍在坚持"应保尽保"的政策，扩大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设，仍在解决"有其所"之后的扩大与改善问题，解决无能力购房家庭的"有其所"问题。正是因为对"有其所"的理解变成了要有产权的"有其屋"才产生了社会激烈的争论和政策的动摇。中国要坚持市场化吗？如果人人都已"有其所"，还会有商品房的流通和租赁吗？在全国的调查中，乌鲁木齐的城市住房私有化率最高，高达97%，因为这座城市中的租赁与流动率最低。深圳市按户籍人口算拥有多套住房的量全国最高，但同时这座城市也是租赁住房量最高的城市，高达80%的人群居住于非自有产权的住房之中（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换个方式看，中国要解决的不是"有其所"，而是"有其屋"，于是房价就成了调控的目标。其实中国面临的主要是改善问题和城乡统一化问题。在只有少数人"无其所"时，要解决的是扩大"其所"为主、保障"有其所"为辅的问题。但户籍问题同时让城乡之间无法形成自由流动和土地资产的转换，也无法在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的限制下实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家庭就业、就学、就医的限制可以让少数人流动，却让多数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无法同时同向流动，那么住房、住所就都不能是唯一的。农村人在农村有住房，包括那些毕业进城的学生们，但工作与就业让这些人必须拥有第二住所。许多人在户籍所在城市有住房，但工作与就业让他们必须在第二